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，要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。当前，在“转不转”的问题上，地方本科高校大多已无异议，因为“招生难、就业难”的双重压力，正在倒逼高校作出调整。但在“向哪里转”“如何转”等诸多问题上，还远未达成广泛共识。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是：转型之后，地方本科高校到底是在办职教，还是在办高教?
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必须对“向应用型转变”有全面理解。要全面理解“应用型”的新要求，还是要回到解决“招生难、就业难”的双重困境上来。换而言之，判断一个地方本科高校是否真转型，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真正脱困。

转型首在调整办学定位

高校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，是造成一些地方本科高校就业难的主要原因。以重庆为例，电子信息领域作为地方支柱产业，用人需求缺口在20万人以上，但重庆市属高校中，经、管、文、法、艺五大专业培养规模占比却高达55%。重庆本科高校中，英语专业开设高校有21所，在校生达2.6万人，占在校生总数的6.5%。

究其原因，这与我国地方本科大学的发展历史不无关系。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，大多在上世纪末由高等专科学校升格而来，办本科的历史并不长。加上扩招的主体在地方大学，经、管、文、法、艺等又成为扩招专业的主体，因此造成了今日之困境。在新的发展环境下，地方本科大学明显表现出学科专业设置不够合理、教师队伍素质不够匹配、人才培养模式不适应、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等病症。

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，更为重要的是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的调整。毋庸讳言，我国高校发展大多有一种路径依赖：单科性学院想升格为多科性大学，“211”大学想成为“985”，最后大家都想成为北大清华。且不说国家资源能不能办那么多的北大、清华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，也没有那个必要。以拥有世界一流大学最多的美国为例，在3600余所高校中，研究型大学也是少数，绝大多数还是科研教学型或教学型大学，仅两年制社区学院就占55%。

美国大学的这种构成，其实和其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是一致的。据统计，发达国家人才需求的结构比例为：从事科学研究的拔尖人才约占5%，从事设计研发的专门人才约占30%，从事生产、管理、服务等基层生产一线工作的专业人才约占65%。作为一个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快速上升期的大国，我国对于各类人才需求的比例可能会有所不同，但对基层生产一线需求的比例应该大致相当。因此，调整地方本科大学的办学方向，已是迫在眉睫。

转型重在确立就业导向

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，拿就业率来“强迫”地方本科高校转型，是一种短视行为。因为大学的任务是教育人，就业应该是政府抓的事情。应该说，对转型的这种认识是片面的，甚至是有害的。

今天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，其实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。有研究表明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欧洲人均GDP在2300美元至6500美元之间，城镇化率不断提高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，客观上要求高校的人才培养结构随之改变，由此出现了一个新的大学类型——应用科学大学。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，正处于欧洲当年的水平上。

就业首先是地方政府的事，当然没有错。但是，地方政府作为大学的举办者和出资人，要求地方本科大学办学方向作出调整，确定“地方性、应用型”的办学定位，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适用的人才，也在情理之中。

就业导向一旦确立，地方本科大学的学科专业结构、师资素质水平、人才培养模式等等，都将随之改变。可以说，这样才真正是从“围绕学校资源办学”到“围绕学生办学”的转变。